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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巴克斯谈社会转型与大众媒体

2017-04-02 18:29 来源:网络整理

近半个世纪来,“变革”成为全球性的关键词。由政治、经济、技术、文化的极速变革所衍生的海量信息,借助大众传媒,深刻介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。曾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执教近四十年、现为香港浸会大学传播与媒介研究中心主任的科林·斯巴克斯(Colin Sparks)教授长期致力于批判立场的媒介研究,特别关注社会变迁中的媒介角色,近年来更将中国纳入其比较研究的视域。在这篇访谈中,他讨论了转型时代的中国媒体,以及中国媒体的转型。

斯巴克斯谈社会转型与大众媒体

斯巴科斯(澎湃新闻 刘筝绘)

社会转型、精英延续和中国特色的媒体

英国学界习惯将“传播学”叫做“媒体与文化研究”,这包含了英国媒体研究倚重文化分析的态度。您曾师从著名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·霍尔(Stuart Hall),但后来以政治经济学另辟蹊径,对霍尔忽视经济基础和阶级分析提出了批评。在您的推动下,威斯敏斯特大学成立了“中国媒介中心”(China Media Centre),这是西方社会中第一个专门以中国媒介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。您对中国的媒体实践的兴趣,是否体现了您对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关注?本世纪第一个十年,伴随着欧美金融风暴的发生,传统媒体也经历了全球性的报业危机。在您看来,中国特殊的媒体机制会不会使其免于危机,从而使得中国成为媒体转型的一个例外呢?

斯巴克斯谈社会转型与大众媒体

China Media Centre,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

斯巴克斯:我们需要注意那些决定性因素。很显然,中国的媒体比日本、美国和印度等地的媒体都要政治化,特别是它的体制。中国有中央级的报纸,各地还有隶属各地党委的报纸。这样的组织形式在全世界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很少见,这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。

当我们谈论中国时,我们需要记住中国的社会资源不同,但不宜认为是绝无仅有的。媒体大都具有类似的组织形式、写作方式和运营流通的系统。

中国的传媒和发达国家相比确实有很多不同。本世纪前十年中国的报纸增速很快,经济上非常成功,报纸、电视受众快速增长,引人注目,这当然有中国特色。比如你在上海,那些年你在市中心到处可以看到各大报纸刊行的小报,因为报社有钱。但是美国就很不同,1980年代末期开始,报纸的读者持续下滑,到2003年报纸的广告收入崩溃,转向了互联网——准确地说是谷歌。美国的报纸萎缩了,关门了,百分之三十的记者失业了。

但是你看现在,近似的情况也在中国发生了,甚至发生得比美国还要快,而且不是从报纸到手提电脑,而是转到手机应用软件,即从报纸到百度和阿里巴巴。所以,尽管中国的变化发生得晚,有差异,但和在美国报业发生的衰败过程很相似,特别是有些反应是一致的。

有些确实有中国特色。比如,在美国,政府在报业变化中是不扮演角色的。报纸得自己抵抗——裁员、减岗、提效,办公室从市中心搬到乡下,以应对残酷的财政变化。在中国,有些情况是相似的,报纸从高档区域搬到了便宜的地方,很多也合并了。但是中国有很多党报不会合并。另一个不同是,中国政府极力鼓励报纸电子化。

在中国我们可以发现两种显著的应对方式:一是报纸越来越变成类似电子商务的组织,做网站、卖东西,充分利用自身的物流系统。这也不是什么全新的现象,和别的国家一样,报纸都一并做着很多平行的生意。只不过以前做超市、房地产,现在改作电子商务罢了。另一种变化发生在党报,特别是像《人民日报》这样的,它们利用这个机会在网上寻找新的读者。据说,在《人民日报》的网页上有一千七百万常用客户,同时《人民日报》的微信微博读者百分之九十以上在四十岁以下,受教育程度也高。所以,他们创造了网上的全新读者。商业模式是赚钱,党媒模式则是赢得读者,就此而论,《人民日报》的案例是成功的。我们有一个研究发现,党媒过去以老一代记者为主,但《人民日报》现在有很多三十到五十岁的年轻记者,后者理解读者的立场,会找到新的新闻素材,有利于网络传播,更吸引年轻的、受过教育的读者。这些转变在中国都是非常特别的。

可见,在网联网经济年代,经济的危机、困难和相应的应对手段都是常见的,世界各国大同小异,但有些手段是在中国才会有的。

斯巴克斯谈社会转型与大众媒体

Communism, Capitalism and the Mass Medi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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